砚石的历史溯源

　　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便知道使用研磨器研制颜料、绘制图案，这种研磨器就是砚的雏形。最早的砚是半坡村遗址出土的研磨颜料的研磨器，后秦汉时期出现的陶砚、瓦砚、铜砚、漆砚等，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了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了以石为主的砚石制作。

　　作为文房四宝中凝聚文人情愫最多的文玩，古老的砚台见证了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一部砚台史记载了华夏文化的辉煌，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不言而喻。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中，有些磨盘带有槽臼，槽臼内还残留着研磨颜料的痕迹。到了殷商时代，仙人发现了石墨，就开始以石墨在瓦片(或石片)上研磨，即把瓦片(或石片)作为研墨的工具，恐怕就是最原始的“砚”了。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调色用的色盘，这类色盘、磨盘和磨棒可能是砚台的前身。洛阳西周墓出土的长方形石板，前宽后窄，石板磨光，研面残留朱砂，这种石板调色器的造型和用途，同后来的砚台很接近。

　　今日能见到的最古老最具体的实物是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中发现的一块石砚。其有砚盖和磨扦(并非研石)，砚心微凹，与汉代石砚极其相似。砚弯有陶制水盂，有黑色颜料(氧化锰)5块，砚、水、墨俱全，毫无疑问，砚诞生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秦统一中国后，尤其是经过汉代400余年的相对平稳，使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代使用砚台比较普遍，传世的数量也较多，有以石、陶、铜、漆为主要质地做成的圆形三足砚。

　　汉代出现了最早一批论及石砚的典籍，为我们保留了当时世人对石砚的观念和其自身的一些状况。如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中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云：“砚，石滑也。”与研墨同义。这些都是关于砚的最初记录。
　　砚虽然与纸、笔、墨同列文房四宝，表面上看平起平坐，但有其他三种所不及的体质和功能。因此，其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节特别被看重，其中的精品更被当做宝物来珍藏、鉴赏。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夫纸者阵地，笔者刀鞘也，墨者甲也，水砚者城也。”将书法比喻为作战，砚是城池，是核心，而纸是阵地，笔、墨不过是单个装备罢了。在古人心中，墨锭必须通过砚台才能磨成墨水，笔必须饱蘸砚池中的墨水才能书写成字，描绘成画。可以说，是砚台使文明通过书籍和各种文字载体、图绘得以流传。从这个角度看，砚成了文明的渊。

　　许多汉墓出土时发现了砚台，如1955年广州华侨新村汉墓出土石砚，1973年长沙湖桥出土汉石砚，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文帝前元十三年汉墓出土石砚，还出土了笔、墨、石砚、木牍(无字)、铜销等成套文具。这说明当时的墨需要用研石研磨，也证明了砚台最早是一种研磨器，直到汉代仍旧保留着这种性质。汉代以后，随着制墨工艺的发展，墨可以在砚台上直接研磨，就不再使用研石了。

　　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墨，同时又发明了纸，砚便花样翻新起来，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资料来看，有陶制的瓦砚，也有石制的石砚，还出现了玉砚、漆砚和青铜砚，它们或方形或圆形，或山形或龟形，有的还有三足。

　　三国时期，由于瓷器业的迅猛发展，逐渐出现并形成了用瓷制砚台的风气，而且在制作上精益求精，争奇斗艳，瓷砚多有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席地而坐、多用矮几的习俗相融，但砚面比较平坦，水与墨在砚面中不能分开，还是有缺点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广泛使用，砚的形制品种都有了发展，砚的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并带有足。东晋时期，砚台的制作比以前要粗糙，多为蹄足，足比西晋时更高，砚面较西晋时的凸起。南北朝时期，砚面的突出现象和足的数量都较东晋更甚，此时的足一般已多至八个，制作更为粗糙。

　　不同时段又有不同风格，魏晋时多流行三足或四蹄的青瓷圆盘瓷砚。南北朝时，其砚堂开始向上隆起，砚台周围出现了带凹的水槽，以便润笔蘸墨之用，显示出实用功能，这时砚足由三、四个小蹄发展到六、八、十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