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和展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地执行了十年二十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它们的创新动力就会大大削弱，有些国家就此变成了产品没有自主技术含量的所谓“劳动密集产业专业户”。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而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这样，中央银行就变成了一个被动超发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多了，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台湾，主要表现出都是资产市场泡沫形成。泡沫一旦破灭，经济就会陷入低谷。
       总之，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由于多年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M2对于GDP的比例达到18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
       政策调整方向：总体紧缩且灵活稳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而我们的宏观当局——中央银行的专业水平较高，如果方针定得正确，他们维持经济的短期稳定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十二五规划”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政府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
       除了体制性障碍消除得不够快，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强调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要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此外，由于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
       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在开班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自我革命，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人民网《人民论坛》）